腊月廿八的街与球

腊月廿八下午，我从地铁口出来，往常挤满人的早餐街空了大半。卷帘门拉下来，贴着红纸写的“回乡过年”。只有一家包子铺还开着，老板说再卖两天也走了。整座城市像被抽走了什么，走路都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。

转过街角，却听见篮球砸地的声音。社区球场被居民楼围着，四五个中年男人在打半场。他们穿着旧毛衣和运动裤，有人还戴着护膝。没有裁判，没有计分牌，谁犯规了自己喊一声。球滚到场边，一个穿棉鞋的小孩跑过去捡，扔回来，又跑回花坛边继续放炮。球场边的长椅上搁着保温杯和脱下来的羽绒服，像一排安静的人坐在那里看球。

这些人大概是不用赶火车的那批。老家太远，或者今年轮到留守。打球成了他们每天固定的节目，从下午三点打到天擦黑。有个光头大叔投篮姿势很怪，球从胸口推出去，但准得吓人。他每进一个就嘿嘿笑，露出一颗金牙。旁边卖水果的摊子早收了，只剩地上几片甘蔗皮。

我想起小时候在县城，春节前也是这样。大人忙着蒸馒头炸丸子，小孩在院子里拍皮球。球弹到水缸盖上，咣当一声，被骂两句，接着拍。那时候没有塑胶球场，水泥地裂着缝，篮筐是铁匠铺焊的，歪的。但没人计较这些，能投进去就行。体育这事，越简单的地方反而越牢靠。

球场上的人越打越少，最后剩三个，改成轮流投篮。谁输了下去，换下一个。没人急着回家做饭。路灯亮了，球在灯光底下泛着旧旧的橘色。远处居民楼窗户里飘出炖肉的味，混着球场上的汗味。这两种味道在冬天傍晚的冷空气里，居然很搭。一个穿校服的男孩趴在铁丝网外面看了很久，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。

我走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投。光头大叔喊了声“再来十个”，声音在空荡荡的街区传出去，又被楼房挡回来。城市空了一半，但这一小块地方还满着。球砸在水泥地上，砰，砰，砰，像一颗不急不慢的心脏。明天他们大概还会来，后天也是。直到除夕那天，可能只剩一个人，对着歪篮筐投几十个球，然后收工回家吃年夜饭。